第10节

，恐怕绝非是空穴来风。

    另据任芝铭的回忆，他也曾听袁世凯的贴身随从唐天喜谈到这件事。任芝铭曾在唐天喜家中任教馆多年，与唐无话不谈。唐天喜曾亲口对他说，吴禄贞是袁世凯指使人杀的。袁世凯杀吴的动机由来已久。在新建陆军中，吴禄贞和良弼一直是与北洋派作对的。老头子（指袁世凯）不止一次说要除掉吴禄贞，有时不明说，用右手作砍头的手势。袁世凯复出后，吴禄贞又扣留了接济他的军火。袁世凯听了这个消息，急得吐了两口血。因此，他下决心要干掉吴禄贞。据任芝铭说，唐天喜当时还把袁世凯派什么人去贿通周符麟，给了多少万两银子，在哪一个银行拨的款，以及银行名称等都对他说了，可惜时间久了，他已经忘了。另有元柏香的回忆也提到这件事，他说马蕙田杀了吴禄贞，周符麟当面交给马五万酬金。马在保定妓院，买妓女“看蕊”就花了两万。

    总之，在辛亥革命研究史中，袁世凯策划了这起血案几乎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。但除了间接的线索和分析之外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这事就是袁世凯干的，因此这件事一直扑朔迷离，难有定论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吴禄贞被刺，袁世凯是最大的受益者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    袁世凯出山后，指挥北洋大军猛攻汉口，但作为权力中心的北京才是最重要的。二十镇兵谏，不啻是在后院里烧了一把野火。当消息传来，袁世凯着实吃惊不小。他令冯国璋、段祺瑞这些统兵大员写信、打电报，对张绍曾频频施加压力，迫使他不敢有进一步的过激之举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吴禄贞截军火，暗通山西的消息传来，袁世凯感到威胁越来越大。而且，朝廷电谕让他来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，吴禄贞、张绍曾这么闹腾，京师空虚，他岂敢贸然进京？因此，解决北方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，不能再拖延下去。在袁世凯看来，张绍曾好对付，可吴禄贞却不易制服。而吴禄贞一死便可以使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。

    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吴禄贞死后，滦州兵谏随之瓦解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北方革命便彻底被扼杀了。所以，吴禄贞的死符合袁世凯的利益。

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，吴禄贞死后，袁世凯电令段祺瑞查办此事，可周符麟并没有受到查处，而作为直接凶手的马蕙田后来也死得不明不白。最蹊跷的是，11月16日，在吴案发生后不到十天，有个名叫温肃的御史上了一道奏折，揭发吴禄贞包藏祸心，勾结乱党，请求公布罪状，予以惩处。内容如下：

    掌湖北道监察御史臣温肃跪奏，为已故大员包藏祸心，反形已著，请宣布罪状，以快人心而伸国法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

    窃已故山西巡抚吴禄贞，跋扈素著，曾游学东洋，归国后昌言排满革命不讳。此次武昌事起，该员首与黎元洪通谋，又东说滦州军队，西煽太原叛兵，截留前敌军械，并欲阻绝南北交通，以抄第一军后路，皆该员主谋。以至旬日之间，畿甸几于震惊，朝廷为其要挟。旋于正定军次，欲遣人谋杀袁世凯，为其部下侦知，将该员戕毙，赴正定县出首。此事人言凿凿，一查便悉。当此军情扰攘之际，该员身为统帅，谋危国家。若不明正其罪，势将以仓猝被害，蒙邀恤典。而手下刺杀之人，且以凶手而罹法纲。是非不明，功罪倒置，则人心去矣。伏愿皇上迅夺乾断，立将该员阴谋罪状宣布天下，则军心必为之一肃。

    愚赣之见，是否有当？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    这份奏折不仅要求宣布吴禄贞的罪状，取消“恤典”，而且还要求为凶手平反。奇怪的是，前几天刚刚接手查办此案的袁世凯，却在同一天把上谕及温的奏折一起批给了直隶总督陈夔龙，让他查办。批复云：

    内阁总理大臣字寄直隶总督陈。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（注：1911年11月16日）奉上谕：有人奏，已故大员包藏祸心，反形已著，请宣布罪状，以快人心而伸国法一折。着陈夔龙迅速查明，据实复奏。原折着抄给阅看。钦此。尊旨寄信前来。臣袁。

    袁世凯的批复，虽有“尊旨寄信前来”一句，仿佛公事公办，但他要求陈夔龙“迅速查明，据实复奏”，又明显具有倾向性，而这事不早不晚恰巧发生在调查吴被谋杀之际，似乎也不仅仅是巧合所能解释的。至于温肃的奏折有无背景，是否有人授意，不得而知。此后，由于政局迅速发展，清廷土崩瓦解，吴案渐渐被淡化，而袁世凯也无心顾及此事。否则的话，是否会公布吴禄贞的罪状，为凶手平反也很难说。从这里，不难看出袁世凯对吴案的心态，而他自己是否清白，只有他心里最清楚。

    十、大清帝国

    1月的北京已进入隆冬季节。元旦过后，接连落了几场雪，天气更加寒冷。但与寒冷的天气相比，动乱的政局和持续的战争让紫禁城内更加寒气逼人。那些日子里，上至隆裕太后，下至皇族亲贵，无不惶恐不安。这天上午，内阁总理袁世凯上了一道密奏，顿时引起极大的震动。时在冲龄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许多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时说，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，用手绢擦眼，面前地上的红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