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节

    冯问：“你是孙党吗？”

    徐答：“孙不足以指挥我，此事仅我与我友光复子、宗汉子所为。其他跟着我的学生，实不知情，系我以枪逼迫，不得不如此。我之罪，我一人当之。那几十个学生之罪，也由我一人承当，哪怕碎尸万段，希望不要连累他人。”

    在审讯中，徐锡麟一直凛然不屈，拒不交代同党。不过，他对恩铭是否已死，心里尚不清楚。曾问道：“新甫（恩铭字）死了吗？”

    毓朗说：“未死，仅受小伤耳。当经西医诊治，已痊愈。明日当亲自讯你。”

    徐锡麟闻听此言，显然受到了打击。因为此役的目的，就是要杀掉恩铭，如果恩铭未死那就意味着目的未达，难免让人失望。之后，他低下头去，半晌无语。

    毓朗见此以为他害怕了，接着又说：“你知罪吗？明天就将剖你心肝，你知道吗？”

    徐锡麟一听这话，便省悟过来，知道毓朗刚才说的是假话。因为只有恩铭死了，才会对他处以极刑。徐锡麟于是仰头大笑：“这么说，新甫死了！新甫死，我志偿。我志既尝，即戮我身为千万片，亦我不惜。区区心肝，何屑顾及？”

    冯煦问道：“你日常谒见抚台，为何不在房间里击之，直到今天这个场合才动手，这是为何？”

    徐答：“抚台房间乃私室，学堂是公地，大丈夫做事须众目昭彰！”

    此后，他提笔写下供词。在供词中，他慷慨激昂，历数满清罪行，重申排满革命宗旨。他承认在军械所死难的就是光复子陈伯平，被抓获者乃宗汉子马宗汉。供出他们来，是不想让他们光荣壮举受到埋没，用徐锡麟的原话即：“将来（他们）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，未免可惜。”至于其他革命同志，他则守口如瓶，并一再强调众学生“均不知情”，“尔等杀我，剁我两手两足，将我全身砍碎均可，不要冤杀学生，彼等皆为我诱逼使然。革命党虽多，在安庆者实我一人”。

    这份供词洋洋数百余言。此时的徐锡麟已抱定慷慨赴死之心，其铁骨铮然的豪迈之情一览无余，跃然纸上。正如他在《出塞》诗中所云：

    军歌应唱大刀环，

    誓灭胡奴出玉关。

    只解沙场为国死，

    何须马革裹尸还。

    据章炳麟回忆说，徐锡麟早就抱定为革命抛弃一切的决心。他带妻儿去日本，回来时，有人劝他把家属留在海外，好歹留一点血脉，但徐慨然说：“人都有妻子，难道别人也都移送海外吗？以自己安全，让别人危险，我感到可耻！”毅然率妻儿归国。因此，章炳麟大为感叹，称锡麟有项王风，抱必死精神，而伯平、宗汉“临难不挠，可谓死士矣”！

    徐锡麟最后死得很悲壮，他被处以剖心凌迟极刑。当晚审讯结束后，各司道聚议，商讨如何处置此案。众人皆主张援引张文祥刺马新贻案例，将徐锡麟剖心致祭恩铭（有文章称，这个要求是恩铭的妻子提出的），只有冯煦力持不可，认为斩首国法也，挖心私刑也，不能以私废公。

    冯煦，原名冯熙，字梦华，号蒿庵，江苏金坛五叶人。少好辞赋，有江南才子之称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历官安徽凤阳府知府、四川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。恩铭死后接任安徽巡抚。

    冯煦为何要帮徐锡麟说话？据说是因徐对他有不杀之恩。据凌孔彰回忆说，恩铭被救走后，现场一片混乱。冯煦吓傻了，呆若木鸡地立于礼堂之上。这时，徐锡麟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冯大人快走，这不关你的事!”直到这时，冯煦才回过神来，匆忙逃离。徐锡麟之所以不杀冯煦可能与他一贯的种族革命思想有关。他的革命宗旨便是推翻满族，光复汉族。在起义纪律中也明文规定，只杀满人，不杀汉官，因而手下留情，放过冯煦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冯煦对他心生感激。既然死罪难逃，但活罪可免，于是便有了袒护之意。

    但是，这个意见并没有被接受，最后决定还是挖心凌迟。在冯煦致清廷的电文中有“徐锡麟未便久稽显戮，立即在辕门前正法，援张文祥刺马新贻办法，剖心致祭”等语。

    7月6日，即徐锡麟被抓获的当天夜里，便被带到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杀害。他被杀害的过程极为残忍。刽子手将其头颅割下，尔后再将其心挖出，盛放于碟中祭供于恩铭尸前。卫队中有人取其肝烹而食之，“谓味极美”。不过，据陶成章回忆，三司衙门的师爷均为绍兴人，与锡麟是同乡，听有剖心一说，便使人先将徐睾丸砸碎，等到剖心时，他早已归天。

    徐锡麟被害后，马宗汉也英勇就义。他在牢里关了五十多天，备受毒刑拷打，但咬紧牙关，坚不吐实。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。

    巡警学堂举事失败后，浙江也岌岌可危。7月13日，秋瑾在大通被捕。两天后就义于绍兴轩亭口。

    徐锡麟起义从组织发动上看存在诸多不足。由于事先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发动，仅靠少数人冒险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，而且由于时间一变再变，以至于仓促发动，最后孤军奋战而陷入失败。但是，他们的英雄壮举却极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