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节

促道：“为什么都不说话呀？”

    众人默然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，隆裕又说：“你们都说话呀？”

    还是无人应答。

    隆裕又气又急，说：“你们都不说话，想让我一人承担啊！”说着，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。

    从这一时刻起，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。此后，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。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。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：一是关于皇帝的，二是关于皇族的，三是关于满、蒙、回、藏各族的。据叶恭绰回忆说，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，逐条逐句，反复提出修改。之后，又发给南方，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，这样反反复复，来回七八次之多。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。

    1月29日，隆裕要召见他，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。

    2月5日，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，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南方等不及了，袁世凯也等不及了。于是，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，催发共和诏旨。而且，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。电中称：“三年以来，皇族之败坏大局，罪难发数，事至今日，乃并皇太后、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，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，祖宗有知，能不痛乎！……（祺）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，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，谨率全军将士入京，与王公痛陈利害，祖宗神明，实式鉴之。挥泪登车，昧死上达。”

    所谓“谨率全军将士入京，与王公痛陈利害”，这无疑就是兵谏了！这份电报一到，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。当天，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。

    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，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，暗嘱靳云鹏（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）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，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。内有：“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，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。”又有：“三年以来，皇族之败坏大局，罪难发数。”此电着墨不多，极切要害。袁之出此，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。

    优待条件通过后，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退位程序迅速启动，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。关于退位诏书，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，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，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，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。有的说，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，后来交叶恭绰修改，可叶迟迟未动笔。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，即由张謇起草。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，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。这份诏书堪称“奇书”，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，几乎每一句、每一个措辞、每一个段落，都有讲究。可以说，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，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，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实则暗藏机锋，话中有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特别是原稿中本无“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。当兹新旧代谢之际，宜有南北统一之力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，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”一段，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加上了这一段。

    这段是如何加上去的？说法也很多。有人说这段是由袁世凯身边的人，即汪衮甫、徐世昌所加。但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说，加上这段乃是隆裕太后的主意。太后在看了诏书后再三斟酌，认为没有这段不放心，她说：“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？如果他们一翻脸，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？”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加上这样的句子，目的就是希望由袁世凯来主持共和。直到这时，她还抓着袁世凯这根稻草不放，岂不可悲？

    袁世凯的计划顺利地迈过了最后一道坎。这对他并非一件易事。正如一个外国人指出的：“和平退位是通过可观的劝说技巧而实现的，使用了多种手段，包括恐吓、许诺。1912年1月在北京玩弄的这些复杂花招中，袁施展阴谋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。但是，绝不能认为他还有别的选择。”

    公元1912年2月12日，这是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。天刚亮，东华门外就已开始戒严。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廊子上（这里是候旨的地方）内阁大臣们穿戴整齐，早早地等候在这里了。他们是：外务大臣胡惟德、民政大臣赵秉钧、度支大臣绍英、陆军大臣王士珍、海军大臣谭学衡、学部大臣唐景崇、司法大臣沈家本、邮传大臣梁士诒、工农商大臣熙彦、理藩大臣达寿。所有的阁员都来了，只有袁世凯仍然托病未到。大约是心里有鬼，害怕面对太后，所以他便委托外务大臣胡惟德代替他接受诏书。

    乾清宫是内廷重地，所谓“乾清坤宁，法象天地”，是皇权的象征。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两座殿，东为江山殿，西为社稷殿，内供江山社稷之神，象征着皇帝对江山社稷的统治。然而，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。

    上午时分，宫里传出话来：“太后即将御驾，请各位大臣上殿。”

    于是，诸大臣在胡惟德的率领下鱼贯而入。殿内的御座前，四个太监站立两边。胡惟德走到离御座约一丈远处停下来，跟在后边的大臣们便依次走到胡惟德的两边，横列一行站